中国起源地文化论坛创办于2014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九届，是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指导、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起源地文化研究中心主办，起源地文化传播中心精心组织打造，以探寻中华起源，增强文化自信为宗旨的高层次学术论坛。1月13日，第九届中国起源地文化论坛暨2022中国起源地年度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胡振民，中国文联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杨承志，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刘兰芳、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柏等领导、专家出席了会议。
图为万建中教授在第九届中国起源地文化论坛暨2022中国起源地年度大会上作主旨演讲 万建中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 北京市人大代表 中国起源地智库专家 以下为万建中教授在第九届中国起源地文化论坛暨2022中国起源地年度大会上作主旨演讲的内容整理。 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这个会议和中国民协中国起源地研究中心的关系极为密切。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直接和中国起源地的课题研究工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规划策划工作、品牌文化工作、起源地特色产品工作、乡村振兴工作、数字化研究工作、人才培养工作、标准化研究工作等工作息息相关，可以说是最为直接的支持。 2023年是民俗学界、民间文学界泰斗钟敬文先生诞辰120周年。钟先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写了一系列研究中国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论文，这些论文奠定了他在学界崇高的地位。他为什么要把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到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研究，在西方的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印度是世界民间故事的故乡，钟先生通过研究就发现世界上一些知名的故事类型最早的记载是在中国，他为了使我们中国作为故事的世界起源地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得到通行，他就投身于民间文学的研究。 通过探源中华文明，我们实证了中国文明是一个原生、本土的文明，也就是中国文明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是独特的一种文明形式。中华文明起源地在中国，而西方传统文化则不同，作为移民文化，溯源并不具有本土化、原生性的特质。我们中国的起源地的探讨是属于本土性的、原生性的。我们知道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没有美国，钟敬文先生力推“年画”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我们中国非遗具有代表性的项目非常多。从这一点来说文化自信是民族气质。 中华文明绵延不断，有起有伏，但逻辑过程是清晰的，能一直向起源处追溯。我们中国人总是在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们总是把黄帝炎帝看成是我们的祖先，把伏羲女娲看成是我们的祖先。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文明是多元的，东南西北各有特点，但又凝聚成一个整体，一直延续至今。中国为什么要崇拜龙，到了节日的时候都要舞龙、跳龙舞，因为龙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个象征，所以龙是多种动物的一个合体，是大一统的象征。如果把中华文明比作一条长河，要知道她源于何处，才能知道她流向何方。探究中国文明起源，也是在帮助我们更好地读懂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只有深入到对历史本质的认识时，才能真正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文化传统极为丰富。在这些文化传统中，上层精英创造的文化的源头比较清楚，比如儒家经典，比如先秦诸子百家、汉乐府、魏晋建安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还有一些知名的宫廷建筑都是比较明确的，包括历史文献等等。而对于更为广泛的下层民间文化传统而言，绝大多数的起源地和创造者是模糊的，因为民间文化艺术往往是属于集体的，归属为当地人的。需要我们花专门的精力去溯源、去论证。比如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乡在哪里，曾经有七省一市在争夺。梁祝作为四大民间传说里最著名的一个传说，对它的寻根探源、开发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 每一个地区都有富有特色的文化传统，赋予这些地方某一文化传统的“起源地”的称号，给予当地某一文化传统应有的所有权和归属权，有助于增强地方的文化自信和自强，强化这一地区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它传统遗留下来的标志性文化，起源地的认证是对标志性文化的一个认定，对强化这个地方的独特性有直接的意义，有利于文化传统的开发利用和文旅深度融合。始源性和根本性是地方文化最重要的特性，通过地方文化传统起源地的考证，可以帮助地方树立标志性文化形象，打造地方文化产品。 经过数年的研究实践，起源地的论证工作已经形成了一套规范程序，中国起源地品牌通用评定标准和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通用评定标准是很重要的环节，有了标准起源地工作就有依据、有准绳、有准则。我参加过很多中国起源地文化研究课题的的调研、论证工作，通过我实践的这样一种经历，我发现起源地的论证一般采用多重立证的方式。关于传统文化寻根探源的依据有这样三种形态，即文献、实物和口传。有学者提出四重证据法：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三证据指口传文学及活态的民俗礼仪等，四重证据指考古发掘的或传世的远古头物及图像。并认为真正符合证据学意义上的证据标准的“三重证据”，只能是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实物。大家对这三种依据更为认可，认为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大家比较忽视的或不太关注的就是民族学，民俗学的材料也就是口传的这一个部分，而民间的文化和民间的文艺要进入书写系统往往是比较罕见的。关于民间文化和民间文艺有大量传说和大量的共识。我们做起源地论证工作不能忽视民俗的材料，不能忽视口传的文献。至于加入民族学、民俗学材料或其他材料进行之为“多重参照法”更为恰当。这就是我们做这项工作总结出的经验。 相对而言，文献、文字材料和实物似乎是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所受到关注和信奉的程度远胜于口传，它们之间互为印证己然为惯常的学术范式，对其发掘和研究也投入了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尽管口传的资料同样得到了全面搜集和整理，但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口说无凭”的学术观念仍根深蒂固。 实际上，口传资料的整理到我们现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在做的工作“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工程”大量口传的资料得到了记录、整理、出版，这些为我们民间文艺和民间文化起源地的考证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依据。而大量的民间文化传统并没有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实物作为佐证材料，这就需要借助口传资料，所以民间文化传统的寻根探源具有特殊性，这也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可以说中国民协中国起源地研究中心做的工作的确是史无前例的，所做的工作都是开拓性的，所以每走一步、每前进一步都会更加的系统、更加的全面、更加的精确、更加的科学，所以这项传统性的工作属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
